蒙勇鹏

     已经是四十多年的事了，现在老了，回顾当年在忻州地区农机校上学的日子，许多情节，还是值得做一些记录，这是因为，对当下在世和后来的人们真有值得反思的内容。如果我们自己不说，难道让那些普通得再不能普通、荒诞得再不能荒诞的故事静悄悄地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记得帕斯卡尔说过一句令后人难以忘怀的话：“人是一只会思想的芦苇。”尽管，我们曾经像一只只猪羊那样被驱赶、被煽情、被摆弄，但是，如果每一个曾经被驱赶过的人都不愿意反思，曾经的荒诞还不是一遍又一遍被周而复始地上演吗？

     实际上，对我来说，能作为一名普通民办教师在那个特别强调政治正确的年代进入当年的工农兵学员的行列，还有一个艰难的过程。首先是文革后期一些极左政策渐渐出现趋向松动的迹象。当时主政的县委书记白立志先生在文革中深受其害，曾经在岚县担任县委书记期间被当作走资派被打倒并关入监狱，文革后期被解放，这样一个曾经被打倒的人在当地重返原来的工作岗位显然会面临一种十分尴尬的局面。组织上经过一番考虑，将白立志安排到远离岚县的偏关担任县委副书记，直到全国各地武装部政委掌权的军管岁月结束之后，才升任县委书记。白立志主政之后，开始着手在一些方面进行力所能及的拨乱反正。正是他查问当年曾经辉煌过的典型现在为啥一个个现在却成为混乱不堪的老大难，这才将当年担任我们村管理区书记从周恩来总理手中领回奖状的王玉由大石洼公社调回城关公社担任副书记，交给他的任务是重新把营盘梁大队恢复为全县农业生产的典型。老王玉是一位十分忠心耿耿的好干部，当他重新回到我们村之后，经过一番调查，十分痛心。凭借一种受党教育多年的质朴之情，他知道当年他依靠的一伙人现在都成了黑帮。他总结了这么几句话：“四分五裂不团结，马列主义没人学，乌烟瘴气都受穷，支部是个烂摊摊。”由此开始，他开始了艰难的旅程。在当时，曾经与他十分投缘的我父亲，正顶着一顶投机倒把分子的帽子，被监督改造。殃及我们全家。我上高中都是通过站在台上痛哭流涕地批判了自己的父亲、爬了一回狗洞才获得上高中的资格的。如果我父亲仍然戴着一顶投机倒把分子的帽子，想上农机校那是痴心妄想。王玉到我们村做的第一件事，是召开社员大会，征求党员和社员的意见，那个蒙来厚这几年改造得怎么样，是不是应该摘掉戴在他头上的那顶帽子了？经过这么一点拨，社员们一致同意，摘了吧，那人老老实实，放羊每年过斤数他的羊群高，应该摘了。这就松开一道套在头上的紧箍咒，能过正常人的日子了。此后，王玉找了白立志，声称他当年依靠的一帮人都成为黑帮了，你得给我开一道门，解决文革中被错划为黑帮的村干部。于是，白立志亲自将我们大队列为他包的点，带领其他的几位同志来到我们村，重新实事求是地审查过去的错案，这才将文革中被开除党籍、被打倒的几位“走资派”恢复党籍，才有了父亲的错案被平反纠正，被压在“五行山”下贴上永世不得翻身的魔咒得以解除，我才有了出头之日。在我高中毕业后回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期间，王玉将我培养为大队团支部书记，多次出席公社和县里的团组织会议，还被列为党组织重点培养对象，并在我担任民办教师期间主持召开会议，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报到公社党委。只是公社党委没有及时召开会议，担搁了我的入党。恰恰就在此时，一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批判小生产、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运动又轰轰烈烈展开，县里来的下乡工作队又将我家列为小生产方式残存的典型，说我妈妈会裁缝，又做豆腐，还养母猪，我弟弟是木匠，我爷爷编红柳箩筐，是一个典型的小生产典型。就在我参加全公社选拔的推荐生学习期间，下乡干部派一名干部在公社广播站发言，集中解剖我家滋生资本主义的问题。推荐表送到大队之后，虽然大队支书是我的堂叔，却不敢站出来说句公道话，要召开社员大会讨论我的推荐入学问题。大队干部动员我母亲说：“割一割你家的资本主义尾巴吧，把你家的母猪出售给大队，你儿子入学才能通过。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母亲忍痛割爱，将多年养的母猪低价出售给大队，这才使得儿子的推荐获得通过。在此前，为了让我上学，父亲曾多次给公社文办主任送过绿豆、粉面之类的东西。在县文办，我的老师秦秀林特别关照我，特意安排她的同事一定要给我打开绿灯。我的好友陈福厚在地区招生办他的同事郜老师来偏关招生前，就专门安排过。郜老师一来偏关招待所，我就找到了他。努力了好半天，最后张榜公布的结果却是让我去五寨师范。我不愿再教书，找到郜老师，郜老师问我愿不愿意去卫校，我说也不愿去，这就调整到了忻州地区农机校。

    不管如何，此举已经改变了我的命运，从此脱离农民身份了。送我走的那天，父亲赶着牲口，驮着我的行李，路上逢人就说：“我儿上了忻州农机校了。”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跨进忻州农机校的大门，当然有一种新鲜好奇的感觉。那时的农机校就在忻州地委南面。都是平房，没有一座楼房。就连这些平房都是前面的学生们在工匠们的引导下用一双双手盖起来的。学生住的是大通铺，也有的住进五六人一屋的小屋子。我住的屋恰好安排在老乡刘贵婵和王祥小住的屋，里面另有两位，一位是忻州本地人，一位是原平人。看这些人的举止言谈，全然没有一点文化人的样子。我的同学们同样参差不齐，有北京知青混到没安排工作才打发来的，有刚刚放下锄头镰刀的农民弟兄，有从工厂来的，有能跟大队干部或公社干部攀上亲戚关系的，有满怀希望的期待被更硬的后台刷下来的。不经考试的选拔，那是中国当时的独创，真是史无前例。我们入学后，看过一部全面体现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电影《决裂》，主人公龙国正举起一名刚刚放下打铁锤子的年轻人说：“上共大，什么是资格？这长满老茧的手就是资格！”电影中的反派演员葛存壮给学生们讲授马尾巴的功能，引起学生们的一番奚落。知识既然被贬低到如此程度，反智主义的风潮弥漫全国各地，我们的学校也同样未能幸免。校长兰子荣是抗战时期就参加革命的老革命，原平县同川人，为人正直，也重视知识，可是在当时的政治风潮下，架不住风潮的裹挟，也得随风起舞。当时学校还有工宣队、军宣队进驻，每个举动都得符合政治需求。

     进校之后，首先是汹涌的红潮。全校师生在校领导和学生会的指挥下，开始了唱红歌活动。其时，正逢《长征组歌》面世，电视屏幕上一曲曲红歌令人心潮澎湃。新入学的学生也得组织红歌表演。一次次地排演，一次次地登台，营造的是激情澎湃的革命情怀。

      然后就是劳动了，学校还得营建更多的小平房，大工之外，小工全是学生。每天累得腰酸腿困。然后又是组织参观，参观的是忻州部落村一个阶级教育展览，展馆陈列着各种实物，展示当年一个大地主如何剥削贫苦农民，如何积聚大量财富，为了保证我们今后再不吃二遍苦，我们每个同学必须提高阶级觉悟，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开学好多天了，才给我们排上了课程。原来，遵照伟大领袖的“五七指示”，我们必须在两年时间内拿出四个月的时间到各县实习。专业课安排的时间实在不多。各科的任课老师也是参差不齐，有的是老牌大学生，有的是刚刚走出校门的工农兵学员。从这些老师的授课过程中，你一眼就能瞧见他们的知识储备到底怎样。有一位名叫张晧月的老师，上海人，对政治、历史、文学都有较高的修养，她的课讲得开，政治课上竟然连高干们享受的独楼独院、保安警卫厨师的待遇也敢讲，这些我都是头一回听说。后来的政治课老师显然只会照本宣科，结结巴巴，重复一些陈词滥调。电工学、拖拉机、机械制图、排灌、数学等课目有一些学有专长的老师。我本来就是一个动起手来很笨的人。反正，既来之，则安之，也得每天认真地听，掌握一门技术总是将来生存的一碗饭。

      在农机校，有自己办的农场，有自己办的校办小工厂，定期组织学生去校办农场劳动。那个农场当时就在卢野村，现在早已被城市的扩展吞没了。

     在农机校，依照国家惯例，每个中专生每月由国家补助16.5元。12元是我们的学费和生活费开支，每个月还发给每个人4元零花钱。每人每月供应33斤粮，细粮占25%，粗粮占75%，基本能吃饱。这比当时的农村强多了。

     就是在农机校，有一天一位同学回来告我说，隔壁的部队战士在树林中悄悄地哭，问他为什么哭？他告诉了原因，原来这位战士家在河南驻马店，一场突发的大洪灾，全家都没了。而这在当时我们的新闻报道中，却是一点消息也不报道。我这才明白，我们每天看的新闻报道原来只报喜不报忧。

      在农机校，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二年时间曾有四次下乡实习，先后到宁武县、神池县、原平县、忻州市、定襄县实习。我曾在宁武县石家庄公社沟口村架过一个月的电，在原平县上庄公社沟里大队和社员劳动过一个月。当时的原平县农村真的很苦。在著名的学大寨典型沟里大队，每天吃派饭，喝的是玉米面糊糊，吃的是高粱面鱼鱼。在这期间，我到原平县城走了一趟，从火车站给几位同学买了一堆原平锅盔，改善了一下大家的生活，大家很是感激。后来我才知道，原平县同川一带过去本来地脊民贫，靠做买卖谋生，出过不少了不起的商人。在内蒙一带很是有名，就因为搞了集体化，捆住了大家伙的手脚，弄得大家都过苦日子。同河灌区的兰锡田向我们介绍说，当地人实在饿得受不了，出去买糠吃，结果被人糊弄了，买回来一看，上面是糠，下面放的是猪粪。以后，搞了改革开放，同川人大显身手，出去贩香蕉，买卖做遍全中国。同川人曾经自豪地跟我们说，中央领导桌子上放的香蕉，都是我们同川人贩回来的。实习虽然现在看来浪费了好多宝贵的学习时间，但是，对于了解底层百姓的生活，还是有益的。

     在农机校，我没有放松过学习。除了专业课之外，我还开始学习书法，买了一本指导书法的书，知道了书法的秘诀，行如立，楷如走，草如飞，知道练书法必须懂得藏锋，欲上先下，欲左先右的基本动作，可惜后来并没有坚持下来。我还买了一些关于历史和文学的著作，充实了自己，这些，正好为我以后走入偏关广播站进入编辑采访工作做了一些铺垫。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来的粉碎四人帮，华国锋登台，都是我在农机校期间发生的。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一起到地区水利局观看电视上一出出精彩的老电影和一支支解放了歌曲，我才明白，原来除了当年的八个样板戏之外，一大批歌唱家、艺术家被他们久久地压抑了。

      1977年7月从忻州地区农机校毕业之后，9月份被分配到县广播站。此后，我连一天也没有从事过我的专业。专心致志地走上了新闻之路。

      此后，我们那一拨同学曾经聚过几次。在聚会旅游过程中，我发现，我与他们已经没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了，几十年，天各一方，各人走了各人的路。

     2009年，我们那个班曾经组织了一次聚会和旅游。委托我写了一篇《同学聚会感悟》，我写了以下一段感言：

      曾经，我们抖落文化大革命的风尘，从田野、从厂房、从兵营，放下手中的锄头，放下钳子、改锥，往下枪杆，汇聚到了机电四班——这样一个集体当中，汇聚到了忻州地区农机校——这样一位母亲的怀抱。

     这里有我们勤工俭学、建校劳动盖起的小平房，铺平的校园路，也有我们实习实践修复的变压器、电动机、拖拉机。

     这里有过我们的歌声，不管是对伟大领袖的崇敬，还是那个时代独有的热情，我们确实真诚地歌唱过。

     这里留下我们刻苦攻读的身影，在教室、在树下、在宿舍、在课余的每一个瞬间，我们像饥饿的人见了面包一样，学专业、学文化、学历史，学政治，我们追求过，我们充实过，我们捕捉过，我们收获过。

      这里有过我们的理想，有过我们对未来的憧憬。

     这里有过我们的叹息，有过我们的迷茫，有过我们的泪水，有过我们的激动。

     那时我们很年轻，头脑简单、思想单纯，一心跟党走，一切交给党安排，当学校放飞我们这群鸽子到四面八方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心愿，好好干，前程一定辉煌。

    这一走就是三十年，三十年之后，当我们团聚在一起的时候，当年英姿勃勃的年轻人如今成了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的中年人，一个个感叹岁月不饶人，但是友情还在，诚实做人的本份还在。

     三十年，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脚步和市场经济的大潮，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经历了艰难险阻坎坷不平。但我们懂得了不少，也收获了不少。我们中间，有的担任了行政领导，有的成为私企老板，有的是声名远播的记者，有的是维护一方平安的公安干警，有的是申张正义的法官。总之，每个人都有一张交给母校的圆满答卷。

     现在，我们渐渐老了，我们膝下的儿女早已长大成人，一个个学有所成，走到了更为重要的岗位，一个个比我们这一代干得更为出色，有的已经当上了爷爷、奶奶。但是，曾经有过理想、有过奋斗的我们依然生气勃勃，依然童心未泯，依然眷恋我们的情感，依然在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

     我们不惭愧，我们做了我们应当做的事，我们无愧于我们所处的时代。

     我们依然珍重友情，我们渴望我们之间的沟通，渴望联络，渴望理解，渴望溶入我们所处的社会，渴望做出更多的事，渴望交出一张更为完美的答卷。

     感谢农机校，感谢曾经关怀过我们的学校领导、老师，感谢同学之间的友爱，感谢将我们聚到一起的上苍赐给我们的那份缘份。

     让我们携起手来，迎接更为灿烂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