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勇鹏

      我多年相交的老朋友黄怀仁先生于2014年去世。多年来，每当想起他，感觉应该写篇文章，谈谈这位一生耿直的四川老顽童一生的际遇，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拿起笔。现在应该动笔了。

      一、坎坷寻路

      黄怀仁先生在他晚年，在我的鼓动下，曾经动笔写了一本小书，书名是《暮年回顾》。自费印出后，专程来太原送我一本。在这本书里，简要记述了他的坎坷人生，也回顾了他对群众文化的理念和探索。

       根据黄怀仁先生这本《暮年回顾》的记述，他是1929年出生在四川成都市东门外的望平街，其父是教授孔孟之道的私塾教师，兄妹有九人，家中无田无房，属于城市贫民。在黄怀仁四岁时，他开始跟父亲认字写字，还去茶铺里听评书。五岁去私塾读书。九岁时插入小学三年级。12岁时跳级考入成都石室中学，就此爱上了音乐和文学。在他13岁时，因家庭无力供养，小小年纪的他，经亲戚介绍，进入当地一家棉线棉花店当学徒。

      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了！年纪轻轻的黄怀仁跟大家一起欢呼雀跃。这年9月，成都宪兵团第七团在街上贴出广告：“招收远征宪兵，去接收台湾、澎湖等地，条件是18岁以上，具有初中文化。”黄怀仁当时只有16岁，虚报为17岁，再三恳求，终于被接收了。1946年春节期间，黄怀仁这一伙新兵向重庆徒步开发，到了紧挨重庆的壁山县来凤驿驻扎下来，进行军事训练。训练期间，黄怀仁开始生疥疮，吃的是带砂粒的米饭，每天半夜在枕头上流泪。这年夏天，黄怀仁所属的部队乘船离开重庆，前往杭州。1947年5月，这支部队调往南京，成为宪兵司令部特务营第三连，担负守卫宪兵司令部的任务。进驻司令部期间，黄怀仁结识了一位名叫王开基的年轻人，此人是四川安岳人，当初参加远征军，在缅甸那边与日军作战。正是这位被关押的王开基，与黄怀仁成为好友。分别后王开基给黄怀仁寄来了无名氏写的《北极风情画》，这部小说写得特别吸引人，使黄怀仁读起来爱不释手。他又找到了无名氏的《塔里的女人》、《野兽，野兽》、《海艳》等书读了。以后，黄怀仁又读了中央社派驻伦敦的女记者徐钟佩写的《英伦归来》、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多夫》，这些书，培养了黄怀仁的文学兴趣，也帮助黄怀仁初步形成自己追求自由、追求民主的价值观。这支部队后来被遣散。黄怀仁回到了成都。

       二、进入西南音专

      1949年12月，成都和平解放了，解放军列队进入成都市。1950年初，春熙路青年会门口，贴出广告称，业余星海合唱团招收团员。黄怀仁去报名，经过试唱填表（没有隐瞒当宪兵的历史），被接收了。1952年夏天，黄怀仁报名参加高考，考上了西南人民艺术学院音乐系。在西南音乐专科学校，黄怀仁接收了系统的音乐训练，也接触了一些全国著名的音乐大师，诸如四川音协主席、校长常苏民，声乐系主任郎毓秀，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喻宜宣，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的周小燕，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沈湘，中央乐团的声乐指导韩德章。经这些高师的指点，使黄怀仁大开眼界，渐渐掌握了歌唱发声的方法。1955年6月，在第三学年考试中，黄怀仁的声乐考试获得5分的优异成绩。然而，过了不久，运动来了，这一次是“肃清反革命”运动。先是学习有关“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文件和材料，然后人人对照检查自己。为了使领导了解自己的历史真相，黄怀仁上交了1947-1950年的日记，以及1949年、1950年发表的6篇文章。声乐系党支部书记审阅日记后向黄怀仁提出：“你当国民党的宪兵，竟敢在日记中大骂当时的社会和政府，这根本不可能。你是写的假日记，企图骗取共产党的信任，然后再搞破坏。”就这样，黄怀仁成了第一重点审查对象，单独住小房间，不断接受讯问并写交代材料，24小时的同学轮班看守，室内晚上也不关灯。此时的黄怀仁很是镇静，他相信一定会调查清楚的。直到1956年6月，领导才向黄怀仁宣布，问题已调查清楚，结论是一般政治历史问题，不予处分，按原计划分配去山西省文化局。

       三、遭遇运动

      1956年6月下旬，黄怀仁来到山西省文化局报到后，立即分配到了山西省歌舞团。当时，山西省歌舞团正在联合排演山西民歌合唱，黄怀仁立即加入了排练，准备7月底参加在北京举办的全国音乐周演出。1956年8月1日开始，中央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合办“第一届全国音乐周”，每天在三个剧场的中午、晚上同时举行音乐会。参加者有各省区、各部委、解放军各军种的代表队，并有著名的独唱、独奏家专场，是建国后规模最大的音乐盛会。山西代表队印制了精心选编的山西民间音乐资料集，装了一大箱带往北京。团领导指定由黄怀仁分送各代表队和著名的演唱家、演奏家、作曲家，并交换对方的资料。就是在交换资料的机会，黄怀仁得到了原籍成都、曾在莫斯科音乐学院深造过的郑兴丽老师（中国驻苏使馆参赞戈宝权的夫人）有关声乐艺术的当面指点。

      在音乐周末期的休息日，西南音乐专科学院老校长常苏民把分配到全国各文艺团体中此次参会的学生们集中起来，去颐和园玩了半天。慈父般的校长对黄怀仁说：“我就是山西人，山西的丰富的民歌，希望你多做一些搜集整理研究的工作，那是很有意义的。”

      这年的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接见了参加音乐周的全体代表。

      此时，正逢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问题的报告在全世界公开，东欧国家波兰和匈牙利发生抗议事件，引起全世界各大媒体的关注。上海《文汇报》连载了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写的《斯大林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铁托在普拉的演说》、《匈牙利事件》等书。国内几位著名作家发表了几篇引起争议的小说。中共中央在《人民日报》刊出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这种形势下，各单位的政治学习较前频繁多了。普遍集中讨论的问题有：1.斯大林肃反扩大化是基于个人崇拜。2.匈牙利事件的根本原因。3.民主是目的还是手段。年纪轻轻的黄怀仁在讨论中提出：1.斯大林肃反扩大化不仅仅是个人崇拜，还有某些制度方面的原因，当然不是社会主义根本制度。2.关于匈牙利事件。《矛盾论》的原理是：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外因是它的条件。所以匈牙利事件的根本原因是内因，即匈牙利共产党犯了严重错误。美国中央情报局为什么在中国和苏联搞不成事件呢？因为中苏两党比匈牙利共产党伟大。3.不是说“要建设富强、民主的国家”吗？所以民主是伟大目的之一。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的诗句中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1957年初，黄怀仁被派往河曲县，帮助河曲县民间歌舞团排练节目。他第一次接触二人台，印象很好。他随二人台剧团不停地到各乡村演出，推荐敲定了赴省汇演的几个节目。

     1957年4月底到5月初，黄怀仁接受领导的安排，去内蒙集宁铁路局，帮助他们排练回访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歌舞节目。内蒙古音协领导张善对黄怀仁说：“以后如果我成立一个歌舞团，一定请你来当艺术指导。”在集宁，经一位优秀女歌手介绍，黄怀仁认识了一位铁路局的女报务员，俩人渐渐产生了相互爱慕之情。然而，因为后来黄怀仁被打成右派，黄怀仁毅然中断了两人的交往，这成为他终生的一块心病。

      当一腔热情的黄怀仁返回太原之后，迎接他的是铺天盖地声讨他的大字报。内容提及讨论座谈中的观点。1958年3月下旬，山西省歌舞团领导宣布，本团被划定为6名右派和1名坏分子，全部下放到河曲县曲峪大队接受监督劳动，每月给10元生活费。就这样，黄怀仁卖掉自己的收音机和音乐唱片，来到了河曲县曲峪大队。曲峪大队坐落在黄河东岸，当时正集中劳力修建通向黄河边的大型垄道，以备抽水上来灌溉庄稼。修建垄道十分劳累，接受改造的右派们担着沉重的土筐往上爬，肩上很快磨起了血泡。黄怀仁咬牙坚持下来了。修完垄道，接着是更大规模的“水上南梁”工程，计划引水至距村五六里处的山梁。吃了早饭天刚蒙蒙亮，就扛着工具出发。中午送饭来，到晚上12点左右才收工回去。为了争取睡觉时间，黄怀仁利用休息间隙，在工地山坡底部掏了一个可容纳身体的窑洞，带来简便的卧具和一把油纸伞，晚上就不回去住在窑洞里，用伞挡住洞口，吃饭则请人带一点来。几天后被党总支书记王海元发现此事，他仅仅是从个人的安全健康着眼，不许黄怀仁再住下去，没有上纲上线地批评，这使得黄怀仁对王海元产生了敬意。

      黄怀仁回忆说，在大跃进的日子里，按照组织的安排，他奉命在路边墙壁的土造黑板上选写报上的消息，有一天爬上梯子写过某地“放卫星”亩产五千斤的标语，还没有下梯子，又传来更大的“卫星”七千斤、八千斤，如此连续升到一万多，使他好一阵子下不了梯子。

      他还回忆说，1958年国庆节前，搞文艺的新社员被抽到当时县政府所在的巡镇，准备国庆的演出节目。县委书记刘毅在讲话中鼓励他们：“你们好好在劳动中改造，改造好了还可以申请加入无产阶级先锋队。”刘毅蹲在屋檐下地面的象棋盘边上，随意叫这伙接受改造的右派们去和他杀一盘。在一次集会上他说：“我在省里问询宣传部的黄志刚部长，你们下放到河曲的那些人，我们可不可以按要求调用。黄部长说，只要能把他们改造好，随你怎么调用。”还有县委宣传部长苗全旺，对他们讲话就像教授讲课，一点也不使人感到压力。

      黄怀仁回忆说，在当时，冬季大炼钢铁，他们这帮右派们都参加了。在炼钢工地的磁窑沟，几里长的沟里十分热闹，担矿石的、运煤的人流涌动，昼夜轮班奋战。为使土坑中的煤和矿石升高温度，拉风箱是以拉几十下为一班，不断轮换。由于消耗煤灰过多，工业用煤和民众生活用煤供不应求了，他们这批新社员又带头下土煤窑背煤，放了整整一晚上“煤灰卫星”。煤灰从地面到底下背煤处有几里路，有些路段须弯腰前行。这些新社员只穿一条裤衩，背上垫一块麻袋片背着大块煤到窑洞外，每次还得站在磅秤上由验货员记录份量。外面冰天雪地，底下只穿裤衩也全身冒汗，如此上上下下整整一晚上，黄怀仁瘦弱的身躯伤及肺部，患上了支气管炎，轻度肺气肿。

      到年底了，下放干部们都回到太原了，而这批右派们还不能回家。曲峪大队党总支书记王海元让这批人集中住在巡镇南头的火神庙里，安排了白面、猪肉、蔬菜和厨师，还给50元买鞭炮，叫大家不要想家，好好过年。这样的人性化关怀令这帮右派们感动不已。

      到了1959年3月，巡镇公社主任刘辅民到曲峪召集右派们开会，按县委部署向他们分配任务，黄怀仁和乐队的杨建勋去二人台剧团搞辅导，其他人去筹办艺校、歌舞团，去石梯子开店、到巡镇卖菜等等。刘主任带着浓重的陕西口音说：“你说你这棵树好得很，如果结的果子都烂了，都被虫子咬了，还是好得很吗？”多年以后听说，这位爱讲实话的刘主任回到陕西之后，遭遇文革，被逼自杀了。

      黄怀仁到二人台剧团后，主要辅导演员发声，每周给大家讲一次语文。他跟着剧团从偏关到晋北的左云、右玉、大同矿区，再到定襄、五台、忻县等地，跑了十几个县。这段时间，黄怀仁对二人台有了更深的了解，产生了更深厚的感情。

      1960年12月，河曲县政府人事局长李彪向黄怀仁他们宣布，经过河曲县委批准，摘掉黄怀仁和杨建勋的右派帽子。取掉套在头上的紧箍咒之后，黄怀仁感到轻松了好多。但是，河曲人事局发现黄怀仁是一位有用之才之后，还是不松手。1961年山西省艺校通过省文化局发去公函，调黄怀仁到省艺校担任声乐教师，却在河曲县那里给卡住了，让他到河曲师范教音乐课。按上面规定，被降三级使用，由原来的文艺13级降为16级，每月工资50元。为了调离山西，黄怀仁向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写了申请信，请求调回四川，解决个人的婚姻问题。中央内务部回信说，已转山西省人事局处理。山西省人事局回信说，已转忻县地区，地区又回信说，已转河曲。终于，经过周旋，黄怀仁于1964年3月，调到了忻县地区教育干部学校。

    1964年初的寒假中，黄怀仁回到成都探视母亲。在街上遇到他十多年前的女友，得知这位女友的境遇很是痛苦。她在分手之后嫁给了一位花花公子，备受屈辱，以致患上了陈发性神经崩裂症，发作时神智昏迷。黄怀仁坦率地谈了自己到山西之后被划右派的事。女友说她要争取离婚，再到山西找黄怀仁。然而，分别之后，这位女友离婚未成，且旧病复发，住了医院。黄怀仁由此心情极度消沉，他在好多个星期日，带一瓶白酒，去东门外的树林中，沉溺于悲伤之中。有一次。他去五台东冶出差，在汽车上遇见一位五台山庙宇的和尚，他问出家为僧的手续，和尚说，须经省委统战部的批准。这才打消了他出家的念头。他在日记中写下这样的诗句：“脉脉恋念，赤诚见肝胆，万般衷曲难与言，相逢却恨太晚。环视遍处荆丛，绵情徒增伤痛，含泪续步浪迹，遥祈幸福珍重。”

          然而，摘帽之后的黄怀仁灾难还没有结束。1964年冬天，教干校开展向党交心的革命化活动，在教育局蹲点干部邢存拴和教导处主任李培炎的动员下，黄怀仁交出他当年的日记诚恳地做了检讨。这两人对黄怀仁的态度给予鼓励。于是，黄怀仁又把过去在1947年至1950年的日记也交了出来。秋季开学时，邢存拴对黄怀仁说，忻县奇村中学缺音乐和语文教师，你可以教这两门课。就把黄怀仁从教干校调去了，负责地理和音乐课教学。在奇村中学，校长传达毛主席1964年的指示：“现在学校是出偏题怪题为难学生，我主张开卷考试，可以翻书查资料，可以互相讨论。例如考《红楼梦》，出20题，学生只答了10题，但有个人创造性见解，可以给100分，即使答了20题，但仅仅是书本上和老师讲的答案，只给五六十分。”为落实最高领袖的指示，奇村中学开始改原来的闭卷考试为开卷考试，学生都得了高分。英语老师提意见说，这样照书抄单词，会降低教学质量的。校长反问道：“难道毛主席他老人家没有考虑教学质量？你们比毛主席还高明？”于是，英语老师不提意见了。耿直的黄怀仁则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校长开始发动针对黄怀仁的批判，全校贴满了针对他的大字报，公布了黄怀仁曾划为右派和当过宪兵的历史，现行罪状是反对毛主席的开卷考试指示。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黄怀仁被奇村中学列为“头号牛鬼蛇神”，除了接受批判之外，剩下的时间就是和其他8位有历史问题的教师一起组成一支劳动改造队，担负起学校的各种劳动任务。他在参加拆除旧房的过程中，因木椽衰朽断裂，从房上摔下受伤。在这期间，奇村中学领导于1968年7月17日专门整理了一份《关于右派分子黄怀仁的定案材料》，这份定案材料于2009年被《忻州日报》一位记者从地摊上购到，辗转到了黄怀仁手中。从这份档案材料中看到，罗列给黄怀仁的罪状有：用反动思想毒化青少年，瓦解人们的革命斗志，利用音乐教学散布毒素。称黄怀仁在教学中印的歌页，很大部分是忧伤的、爱情的和政治性不强的歌页。以他河曲任教时印的歌页为例，共印123支歌曲，忧伤的、爱情的、思想性不强的共有68支，占总数的53.5%。黄怀仁的日记被定为反动日记。此份定案材料中称，“根据黄的罪恶事实，经忻县四清工作团党委批准，定黄怀仁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右派分子，开除公职，送原平农场长期劳动教养。幸好当时任忻县县委副书记的刘建峰来奇村中学考察工作，对校领导说：“这个姓黄的申诉材料我看过，是有道理的，凭什么给人家再戴右派分子帽子？”就此之后，黄怀仁被定为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不戴帽子，送田村砂厂监督劳动。

      1975年夏天，砂厂工人向黄怀仁介绍了一位姓刘的离婚女职工，在此情况下，黄怀仁决定与这位女职工结婚。这年，黄怀仁已经47岁。1976年10月，已经48岁的黄怀仁才有了第一个孩子。他当时很高兴，历尽劫难的他终于有了一个体贴他的人了，他有家了，他有了儿子了。

      四、枯木逢春

      1979年2月，山西省文化局根据中央文件指示精神，改正黄怀仁的右派问题。这年的七月份，黄怀仁按照组织安排，重新分配到忻州地区群众艺术馆。经过改正，面临空前的改革开放，黄怀仁卸下了过去的思想包袱，轻装上阵，重新释放了自己的活力。此时的黄怀仁已经是50周岁的老人了，他在时任忻州地区文化局长徐帆和忻州地区群众艺术馆馆长曹振武的大力支持下，放手工作，老树发新枝，铆足了精神，弥补过去22年的损失。

         1979年7月，黄怀仁先去河曲县，重新搜集河曲民歌，短短一个月，他就搜集了41首曲调，圆满完成任务，返回忻州。与此同时，黄怀仁委托神池县的武承仁、繁峙县的栗乃瑶分别代为搜集神池道情和秧歌调。然后，黄怀仁整理出了《二人台、道情、秧歌常用曲调》一书。这年的11月，黄怀仁参加了忻州地区民间音乐汇演选拔节目工作，先后去了河曲、保德，选上了苗俊英、王掌良、杨爱珍、杨仲青等人。第二年2月，忻州演出队在地区招待所排练，准备参加全省汇演，演奏类请文工团刘铁铸负责，演唱类由黄怀仁辅导。3月份，各演出队派了一人参加大会评议组，黄怀仁被选中代表忻州参加评议。最后，忻州地区队获得全省第一名。著名民歌手杨爱珍正是通过黄怀仁这位伯乐的慧眼进入全国大奖名单的。

      1980年4月，在时任忻州地区文化局局长徐帆先生的倡议下，忻州地区成立了二人台研究组，由黄怀仁担任组长，派出黄怀仁到内蒙、张家口考察二人台情况，并去吉林学习东北二人转发展为吉剧的经验，回来后再具体规划，计划用三至五年或更长时间改革，发展河曲二人台，使其走向全国。黄怀仁兴致勃勃，带着大家先后去了呼和浩特、包头、张家口、吉林省长春市，同当地主管部门和业务单位开了七次座谈会，并且录了音。

       返回忻州后，黄怀仁向局领导作了汇报，当时决定首先搜集整理河曲二人台的曲谱和文字，编印出一本较完整的资料汇编。由文化局正式抽调人员，组成一个班子，开展改革和创作工作。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1982年，凝聚着编辑人员心血的《河曲二人台》（365页）得以正式出版。

      与此同时，黄怀仁为筹建忻州地区群众文化学会费尽心血。他及时发现系统论的研究成果，邀请中国工程学会理事、山西省玉米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魏俊生到群众艺术馆组织的会议上进行专题讲座，开阔了大家的思路。他从清华大学购回《系统理论中的科学方法与哲学问题》40本，发给群众文化学会的骨干成员。他撰写了《初探文化馆站的根本出路——兼议群众文化的当务之急》一文，他认为，在许多人眼里最不起眼的群众文化事业实际上应该成为建设公民社会的起点，缺乏理论指导的实践项目难免盲目，必须跳出光凭热情苦干的“井底”，扩展视野，吸取新的观点和方法，摆脱陈旧观念的束缚，开拓新的领域。今天，国内外已经开始广泛应用系统理论这门新兴的科学。我们完全可以把它运用到群众文化研究中来，以争取新的突破取得新的成果，加强群众文化的建设。1985年秋，黄怀仁从省群众文化学会得知，中国群众文化学会暨首次学术讨论会将于10月在成都召开，他写的《初探文化艺术馆站的根本出路》一文已入选大会。但省里只给忻州学会一个名额，他便要求以列席身份参加。会上，他写的这篇文章被收入《1985年群众文化论文选》。1989年1月，山西省社科联组织对全省1978-1987年社会科学研究评选优秀成果，黄怀仁的《初探》一文获得优秀成果三等奖。

       五、忘年之交

      1987年，我刚考入《忻州报》工作，黄怀仁来报社找到我，介绍了他所了解的群众文化建设现状，引起了我的注意。正是在他的启发下，萌动了我的写作念头。我下了一番功夫，查找了有关史料，撰写了《试论我国群众文化建设的误区》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我毫不客气地指出，我国群众文化战线目前的境况不容乐观。虽经过十来年的拨乱反正和改革探索，但文化馆到底应该搞些什么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文化馆在地方领导的心目中，还是忙来用，逢年过节，组织一些街头文艺活动，点缀一下枯燥的生活。平时，责任心较强的，办个书画展览、改革成就展览之类，光顾的人也不多。懒得动的什么也不做，也无人过问。至于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有的在攻取个人设计的宝塔尖，有的是专来这里休养生息，有的打着以文补文的旗帜实际着重补充自己的腰包，有的虽然积极却对现状无可奈何，有的身在曹营心在汉。这种状况，有悖于群众文化的“群众”初衷，无法承担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任。所以有必要对这一体制进行一次刨根问底的分析。在文章中，我追溯了当年孙中山先生设计的民权思想，因为他看到了人民素质太低这个问题，完全自发地搞民主是不行的。民国初年的通俗教育正是基于孙中山的这一认识兴办的。辛亥革命后，蔡元培任教育总长，积极提倡社会教育。1913年起，教育部陆续公布视学教程，规定社会教育实施办法。1932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公布了《民众教育暂行规程》，要求建立省、市、县民教馆。解放区的民众教育馆，始于陕甘宁边区。边区政府对民众教育馆工作非常重视，1938年至1940年的两年内，全区23个县就有16个县建立民众教育馆。民众教育馆对促进解放区的启蒙教育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1952年之后，教育部长马叙伦与文化部长沈雁冰联合签署了关于各地人民文化馆由教育部门划归文化部门领导的通知，这一决定恰恰是从苏联照搬过来的，正是从这一决定开始，我国的社会教育体制逐步驶入误区。由此形成的结果是，最重要的问题受到最冷漠的轻蔑。由于照搬苏联的文化体制，使文化馆这一基层社会教育组织机构脱离了社会教育的轨道，因而使社会教育落到了无专职机构、无专门规划、无专人负责、无专业人才、无专项经费的可怜境地。就以教育投资来说吧，现在一说加强教育，就知道向学校投资，忘记了还有校门之外约五分之四的公民也需要教育投资，四十年来，社会教育实际上处于宏观失控的状态，脱离了我国公民素质的实际，成为左倾政治的应声虫。一个有四十年共和国历史的国度，至今对于许多人来说，“公民”还是一个很生疏的概念。社会既然对公民的教育不负责任，公民对社会的不负责任也就不值得奇怪了。我的这篇文章写出后，黄怀仁先生十分欣喜，他将我的这篇文章编入他的《群众文化论文选》中，并向其他同志推荐。后来，我的这篇文章获得山西省群众艺术馆长赵恒榉先生的高度评价，被评为当年优秀论文。由此被吸收成为中国群众文化学会会员。

      黄怀仁十分珍重我与他的友情，在他六十岁的寿诞，他特意邀请我参加。我调来《山西经济日报》之后，隔些时候，他就跑来太原，找到我，还邀请他在省歌舞团同被打成右派的杜亨利先生一起畅谈天下大事。他十分注意收集《南方周末》中刊载的重要文章，比如曾经刊载的介绍晏阳初当年创办平民学校的情况，比如当年重庆卢作孚在北碚开办平民学校的情况。他特意买了无名氏先生写的《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海艳》、《无名氏传奇》送给我，正是通过他的介绍，我才得以阅读无名氏这几本佳作。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无名氏创作的高度，原来后来者连皮毛也没学到。2008年9月，我女儿出嫁，我邀请他参加。老人特别高兴，拄着拐杖，提前就赶到婚礼地点。

       六、不忘初心

       黄怀仁先生正是他说的那样，一个老也长不大的老顽童，尽管历尽磨难，但他却初心不改，每到动情处，激情飞扬。三十多年前，我曾为黄怀仁先生写过一篇通讯，题目是《愚公移石——记民进忻州市委副主委黄怀仁》，刊载在《山西民进》杂志上。这篇文章开头是这样记述黄怀仁的：

      黄怀仁，小小个头，约高一米六，生得短小精干，虽然年过六十，却精神气十足，走路急匆匆的；说话就像一通机关枪，每到慷慨激昂处，语言犀利，直抒胸臆，如滔滔江水，奔腾直泄，实在痛快也哉！就他这股劲，有人讨嫌，有人喜听，老伴怪他老一大把年纪了，还像一个小孩子。黄怀仁却怡然自得：“童心可贵嘛，小孩子有什么不好？我最讨厌哼哼哈哈的城府气！”

       退休之后的黄怀仁心却不老，他曾跑去偏关帮助时任乳酸厂厂长的郭云策划企业文化，他曾跑去北京找到某知名经济学家讨教，他曾应这位知名经济学家之邀去山西临县湍水头给学员们讲授音乐知识，他曾跑去河北定县参加平民教育研讨会。他领着老伴游历全国的风景胜地。他始终坚守自己的梦想。然而，当2014年11月山西太原举办一场讲座、请来某知名经济学家讲授的时候，我拨通他的电话，接电话的却是他老伴的声音：老黄前不久走了，我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这位知名经济学家的时候，这位老人痛惜不已。是的，这个世界活得精明的人真不少，能像黄怀仁那样透明清澈、几十年孜孜不倦追求的老人的老人却是少之又少。知音难觅。我的好友铁建晓先生也是老黄的知心朋友，每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谈起黄怀仁先生，他也惋惜不已。好在黄怀仁先生即将步入晚年之时，还组织了一个幸福的家庭，有一个有出息的儿子，大学毕业后，精通电脑，自己去苏州打工，终于混到上海，还买了自己的房子，黄怀仁特别喜欢他的小孙子。老人终于圆了自己的一部分梦想。天堂到底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愿人间像黄怀仁那样率直的老人每天活得轻松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