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勇鹏

     1974年秋到1975年秋，我曾担任过一年时间的民办教师。几十年之后，回顾那段日子，还值得写一写。记录这些，也许还能够对肯于思考的人们留下一些可供品味、可供反思的内容。

     在那个年代，能够当一名民办教师，还真的不太容易。民办教师，不用再每天扛着锹、推小平车、披星戴月、日复一日地参加席卷全中国农村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比较清闲，还能每月领到27元的工资。这与干农活的农民相比，显然优越得多。那时候文化大革命的硝烟未散，批林批孔已经按照伟大领袖的安排，向更深入的领域进军，转向评法批儒，评《水浒》，批宋江，批资产阶级法权，批小生产，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辽宁铁岭那位考场上交了一份白卷的下乡知青张铁生、北京那位小学生黄帅被捧为“反潮流英雄”，反智主义的风潮丝毫不见减退，保卫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呼声不绝于耳。在这种背景下当一名教师，也只能是按照红色教材照本宣科偷闲而已。得到民办教师的位置，也得努力争取。暑假的时候，得到消息说，县里要推荐一批民办教师，报名参加者须有高中毕业水准，我报名了，被集中到县城文庙原址后院盖起的窑洞中由县文教办公室选拔。选拔的时候，此时已调到县文办工作的秦秀林老师给她的同事李生贵老师打过招呼，我心领神会。当我们参加集中学习讨论的时候，李生贵老师引导大家发言，谈谈在广阔天地炼红心的体会。本来羞于在公众场合下表达的我，此时觉得来了机会，第一个发言。我谈了我在农村锻炼期间做的几件事，包括我为大队修水库时运用过去高中学过的三点定圆法找出水库圆心的事例，包括我为大队写作批林批孔材料在县广播站录音的事例，由此证明伟大领袖教导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道理。讲完之后，正好吻合了李生贵老师的意图，立马得到李老师的夸奖。此后不久，公社文办主任刘建国就通知我，被录取了，分配到离我们村五华里的陈家庄王村担任民办老师。

     我所在的陈家庄王村小学，只有8位学生。学校设在路边的一间窑洞中，紧挨着养牲口的饲养院。教师宿舍也只能在这一间窑洞中，白天上课，晚上搬过炕上的桌子，铺开被褥睡觉。好在离我们村只有五里路，放学之后一抬腿即可回家。过了不久，支书郝玉虎让我住在他家的一间堆放杂物的窑洞中，这才有了落脚之地。这8个学生中，其中有一名叫郝二乐，十多岁年纪，就会扶犁耕地，样样农活一看就会。我烧不了火的时候，就是这孩子，三八两下就烧着了。可他却不是读书的料，给他讲半天，看他点头，好像会了，可再一检查，发现他还是没弄懂，我得花费一半的时间用在他身上，然而还是成效甚微。几十年之后，我开车到陈家庄王村查找蒙氏家族的来龙去脉，又碰见了他，跟他搭话，他认出我来了，叫我一声“蒙老师”，跟我拉起了家常。他的日子过得还不错，女儿已经学校毕业，嫁给我们村一个本家弟兄做了儿媳妇。盘算起这个孩子，验证了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的说法，每个人的先天智力是有极大差异的，有的人天生就适于学文，有的人天生就会吹拉弹唱，有的人只会干活，就闹不了舞文弄墨之类的事。还有一名学生是一位当兵老乡的遗腹子。他爸因为不满意父母给他选定的妻子，离婚当了兵，他妈改嫁给公办教师郝四虎，生下他之后，取名郝胜利。想不到这孩子竟然以后找到他的生父，改姓院，当了兵，考上了军校，转业后通过考试进入山西省人民法院，成为一名法官。

     陈家庄王村只有二十多人家，民风淳朴，我又是姓蒙的，有好多本家，搬起辈份来，与我们家都是本家叔叔、爷爷、哥哥辈，况且，我爷爷和我父亲在周围有个好名声，村干部和乡亲们对我很是亲切。大队主任蒙毛仁每次安排接待公社和电业局的干部和工人，都在我住的教室做饭，吃过好多次好饭。冬天，杀猪的季节到了，好多家杀猪都要请我吃杀猪糕，那个杀猪糕好吃极了。

      那时候，大队要组织村里的年轻人学政治，学文化，主讲老师就是我。我教大家唱歌，民兵连长郝三虎说，你唱的调子高，我们跟不上。我和村里的人一起到县城看电影，看的是当时最时髦的《闪闪的红星》，电影中潘冬子爱憎分明、举刀去砍胡汉三的场景好不令人激动？电影中由李双江演唱的那首《一颗红心跟党走》唱的人激情澎湃，另外那首《夜半三更盼天明》很有韵味，我也教村里的年轻人唱了，可是他们跟不上趟，没学会。

      寒假之后，奉公社文办主任刘建国之命，调我回本村教书，主持一座五年制小学的工作。原来的老师冯金章调到贺家山新办的初中担任领导去了。听说我要回村里教书，村里的人们就议论开了：就那个小个子的文弱书生，他能管得了村上这么些调皮捣蛋的孩子，用不了多久，就会出洋相的。我倒一点也不在乎，因为至少这是比陈家庄王小学更大的平台，可以管几十位学生了。开学之后，公社派来了另一位民办教师，她就是我的高中同学秦在平。她负责带一二三年级班，我负责带四五年级班。四五年级班有二十多位学生，分别是周围磨石滩、陈家庄王、营盘梁、柏坡、新庄子几个村的学生。村里的学生当然清楚我的底细，不过是那个先前在村里当保管员的20岁的小伙子吗？他那两下子，谁还不知道？个头最高的贾云虎率先向我发出了挑战，在课堂上啮牙咧嘴出洋相，下课后还挑衅我。我顿时火了，上前就是一顿踢，踢得他嚎啕大哭。一旁看的学生被这个小老师吓住了，此后再没有学生敢向我挑战。曾经有名的捣蛋鬼我的堂舅胡树林、胡树明弟兄俩，以往没人管得了他们，现在看了再也不敢了，还时不时要在我面前表现一下积极。学生中有几个是我的表弟和堂弟，看我瞪他们一眼，心上都打怵。记得那次打学生的事传到了我父亲的耳朵里，指教我说：“石乐子和咱们家惯惯的，你竟然打了他的孩子，这事做的不应该。”我没有回答他的话，心中有数，镇不住这场子，难道让你儿子出洋相？倒是我看到我父亲当领导那两下子，他当生产队长，派不出活儿去，只好自己抱起粪笸箩。分粮食的时候，一家公婆因为该分的绿豆到底应该分给谁家，在场面上吵得不可开交，我父亲自己亲自把该分的绿豆送到下村老太太家中。他当村支书的时候，镇不住场子，把支书的位置让给我的堂舅，此后和我的堂舅结下疙瘩，到我堂舅死之前也没有解开。记得当年看村里的老太太压葫芦，主根上长出的旁头必须及早掐掉，要不然会混长成不像样。过去的私塾和学堂老师备有打学生的戒尺，谁不听话或背不下头天课文的就得准备挨老师抽来的戒尺，那是习以为常的事。反而在后来，学生批斗老师，甚至发生打死老师的事。及至后来，老师竟为了得到学生的好处，绞尽脑汁，算计家长的钱包。更有上级领导鼓励学生举报老师的事，一个当老师的，讲课时必须小心翼翼，按照指定的教材讲指定的话。弄不好，倘若被学生举报，你的饭碗就砸了，这能说是正常的师生关系吗？

     在营盘梁五年制小学担任民办教师期间，在我引导下，学生风气大变。村里的人们都说，自从那个后生当了咱村的老师，过去总爱捣蛋的孩子们也回家听大人们的话了，打架的事少了许多，村上平静了好多。夏天的时候，县上发动大收柠条籽的活动，在中学的大妹和她的同学也回村参加收柠条籽的活动。我领着全校学生到马家坪收柠条籽。妹妹和她的同学也去了。在马家坪，收工的时候我将学生们集中起来总结一下，表扬了几位同学，批评了几个同学，被批评的学生顿时痛哭流涕。在一旁的我妹妹的同学看了这场景，很是惊讶，想不到你那个大哥真能镇得住场子。就在山坡上收柠条籽过程中，林业队的贾志东突然跑来对我说，他发现了一窝狐狸，问我去不去。好奇的我就立马跟着他去了。贾志东果然机灵得很，钻入一条石岩夹缝中，摸出四五条小狐狸，毛绒绒的，十分好玩。我将那几只小狐狸带回家中，以为养起来挺有意思的，不想干了一件不应该做的事，那几只可爱的小狐狸没过多久都死了。

     为了解决学生们理发不方便的问题，我专门买了一把理发剪，给每个需要理发的学生义务理发。村里的吕林花对我说，你给我家二小子理的发足顶城里的理发师。

     在担任村办小学老师期间，我和秦在平相处配合得很好。我们组织排演了一些文艺节目。秦在平辅导我的本家弟弟蒙新斌表演了《拣到一分钱》，质朴动听，歌声嘹亮，后来在参加贺家山组织的文艺节目汇演中获得了好评。十几年之后，蒙新斌从五寨师范毕业，后来到了县委组织部，后来又去了县工会当了主席，后来又当了县政协副主席。

     在村办小学，我组织学生们种了一块地，当年种了葵花，收获还不错。我上忻州农机校之后，派来接我班的是武雄，不知道这数量不少的葵花是怎么处理的，只听我妈说，自从你走了之后，当支书的你拴罗爹每天去学校炒葵花籽吃。

     放暑假之后，公社文办调我们全体教师集中到深埝大队参加劳动，每天去修水库，挖土方。我就住在三姨家。在工地上，人们总的找点话题逗乐子。三姨夫是个喜欢逗乐子的人，有个人说他的头发长了，需要理一下发。三姨夫马上开了腔：“我早就给你想好办法了，回家烧一锅稀饭，浇在头上，然后站在院子里，让你家养的鸡去啄你头上的米颗子，连带你的头发一起啄掉了，这下子，你的头发就成了鸡巴毛了。”一席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与我同为民办教师的王恒，也爱逗乐子。他说，他们南关村有个公社设的配种站，张马驹负责每天给各村拉来的草驴配种。有个老太太家中的小鸡跑出去，找到小鸡后趴在墙头上看张马驹配种。看了一会儿，结果把手中的小鸡给攥死了。不该你用劲的地方，你用的什么劲？一个笑话，又逗得大家忍俊不禁。

     参加完半个月的劳动之后，县文教办公室将全县教师集中到偏关中学集体培训。培训期间，公开处理了几位违纪教师。正好要招生了，原来以为当一位民办教师是一件好事，结果，新的招生政策规定，凡是公社的话务员、广播员、民办教员、电影放映员、线务员等等之类都属于八大员，原则上不推荐上正规的大学。我又赶上了。努力了半天，最后上了忻州农机校。我的民办教师生涯就此结束。从此之后，再不是一位每天修地球的农民了。